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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核心提示:共产国际和苏联再三阻止蒋经国回国,当时各有因由,到了1931年要营救牛兰时,蒋经国派上了用场,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“质子”或“人质”。

历史揭秘,历史趣闻,中国近代史,蒋经国被当人质,营救牛兰

  “牛轧糖”

  牛兰夫妇被捕的危险性不言而喻,但事情发展至此,原本还不至于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机构造成致命威胁。牛兰夫妇是老资格的“契卡”(苏联情报组织),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乃至被捕入狱的经验。他们始终保持沉默,没有暴露真实身份。

  牛兰,本名雅各布·马特耶维奇·鲁德尼克。1894年3月出生在乌克兰,一战期间被送到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,1917年2月加入布尔什维克担任芬兰团的政委,十月革命时曾率队攻打冬宫。1918年他被推选参加“契卡”, 成为一位执行秘密任务的地下工作者。

 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,他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。牛兰携带大量现金,先是以经商为由到欧洲“漂白”身份,其间来过上海经商探路。1930年3月,牛兰带着妻子汪得利曾由莫斯科经哈尔滨、大连重返上海。

  此前不久,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由海参崴迁至上海。经盛鸿告诉记者,共产国际之所以选择上海为远东局的落脚点,是因为上海租界林立,“外国侨民在这里享有种种特权,中国政府无权管辖。所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,被各国情报人员视作自己的乐土。”

  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,原名达吉亚娜·尼克莱维亚·玛依仙珂,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,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是一位数理逻辑的教师。她极富语言天赋,精通法、德、英、意等多国语言,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。1925年她与牛兰在维也纳结婚,两年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吉米。由于隐蔽工作的需要,牛兰夫妻从不在吉米面前讲俄语,只说德语。吉米的国籍是德国,也说一口纯正的德语。

  牛兰在上海的一个公开职务,是担任“泛太平洋产业同盟”上海办事处的秘书。所谓“泛太平洋产业同盟”,就是“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”。这是1927年成立的一个公开的国际工人组织,总部原也设在海参崴,1930年迁入上海,主要任务是支持与资助远东各国的工人运动与红色工会组织,尤以中国工人运动为主要工作对象,帮助“中华全国总工会”开展工作。

  此外,牛兰还在上海开了好几家商铺。当然,商人的身份只是掩护,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翼政党划拨经费。据公开资料显示,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,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.5万美元。

  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,牛兰夫妇就像是现实版的《史密斯夫妇》。他们二人的特工经验异常丰富,同时持有比利时、瑞士等多国护照,使用过若干假姓名,登记了8个信箱、7个电报号,租用了10处住所。

  上海英租界巡捕把牛兰夫妇和儿子吉米,以及保姆都关进了牢房。他们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多次审讯,但牛兰只承认自己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机构的秘书,其他的一概拒绝回答。警方为了坐实牛兰是共产党,决定从他俩所持的护照入手,查明他俩真实的身份。

  从现今还保存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原公共租界牛兰案审讯笔录来看,当时,比利时领馆否认了牛兰夫妇比利时护照的真实性,瑞士领馆对牛兰夫妇的瑞士籍不置可否,德国领馆对他俩的德国国籍确认无疑。而他俩年幼的孩子吉米,除了德语,不会说其他任何语言,这个“乌龙案件”让英国人一头雾水。

  更令租界警方想不到的是, 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拍来电报, 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;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甚至在全球发起“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”。

  英国人压力很大。当时的上海,本身就是“冒险家的乐园”,租界巡捕房对牛兰夫妇这样的神秘人物早已见怪不怪。按照当时公开或者隐蔽的各方力量心照不宣的“规则”,找不出证据证明牛兰夫妇是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重要人士,巡捕房就只能放人。

  偏偏就在租界巡捕抓住牛兰夫妇的同时,还有一股力量也在追查着牛兰——刚刚抓住了顾顺章的国民党中统局。

  就在牛兰夫妇被捕前两个月,顾顺章在武汉被逮捕,随即叛变。

  顾顺章,就是那个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”。

  顾顺章向国民党和盘托出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几乎所有的秘密,幸而“龙潭三杰”之一的钱壮飞及时传出警报,中央机关和人员紧急转移撤离。但是顾顺章掌握的中共秘密太多,还是给党组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创。

  顾顺章不仅出卖了中共中央,还出卖了当时正在上海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局。

  顾顺章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: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“洋人俱乐部”,负责人是个绰号叫“牛轧糖”的德国人。牛兰(Noulens)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(Nougat)相近。

  国民党中统局是否向上海租界巡捕提供过抓捕“牛轧糖”的线索,目前还不能确认。不过,牛兰夫妇的身份暴露,确实是中统局所为。

  正在上海英租界对牛兰案进退维谷的关键时刻,中统局的特务突然带着一张照片来到了英租界巡捕房。

  那是1927年第三国际在南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,其中就有牛兰与汪得利曾。中统局的特工在英租界巡捕房里,用这张照片和真人进行了仔细比对,确认了被捕的牛兰夫妇就是照片中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分子。

  进一步让英租界和国民党当局确认牛兰“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”身份的,是另一份极为“高层”的“口供”。

 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,当年6月22日,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,随即叛变,出卖了组织和同志。他同顾顺章一道,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。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:“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。”

  作为中共中央当时的最高领导人,向忠发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直接接触,他也供出了“牛轧糖”,并第一次明确交代了牛兰的真实身份:“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,前为米夫,现已回国。由一波兰人负责,但自称是比国人,闻已被捕,押在英租界捕房中”。

  国民党方面迅速认定,在上海租界被捕、操德语、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,就是“牛轧糖”——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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